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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龙: 关于“山东博物馆”匾额之我见


来源:无    浏览次数:787    日期:2020/3/26

 

 

山东博物馆

编辑: 大为书画网
作者: 刘小龙 

    2020年新年伊始,网上传出在山东省“两会”期间,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孟鸿声《关于山东博物馆匾额更换为书圣王羲之正体集字的提案》,引发广泛关注。
    孟鸿声先生在提案中提到,山东博物馆的浪漫主义草书匾额,长期以来不断引起人们的不菲联想,甚至恶搞。难以启齿的不雅版本层出不穷,如“山东情妇馆”“山东情妇报”“心系情妇波”等等。在孟鸿声看来,这些“恶搞”通过微信网络的广泛传播,造成很差的影响。他认为,山东是素有历史文化强省的圣地,庄严的山东博物馆是展示辉煌文明的平台,匾额则是这一神圣建筑的文化明珠,具有画龙点睛的标识作用。

郭沫若先生题字

    孟先生表示,当前的山东博物馆匾额题字,是对郭沫若先生书法作品中自由草书题款的局部截图,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不符合政府公共正体匾额的文字规范。也就是说,那书法本来就不是为了题匾而作的,使用者却攀名附会地制成了匾额,属于用字不当,却让郭老背锅。其实郭沫若题了很多博物馆匾额,如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金县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等,都是为题匾而作的正体书法,均未引起观众如此不靠谱的联想误读。因此建议,山东博物馆更换匾额。且因山东作为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建议山东博物馆匾额使用王羲之字体,集成正体匾额,既接地气又和众美,庄严高致、众所瞻望、永世其芳……
    随后,网上传出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先生针对孟鸿声提案发表的“反对更换匾额”的文章(据雅昌网)。
    陈先生的看法是,山东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省级博物馆,其综合性的专业内容和丰富的馆藏受到了业界的关注和重视,当年,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先生来参观是对其的关注和肯定。山东博物馆的馆舍几经变动和扩大,如今的规模也是中国博物馆界的骄傲。回到当今的问题上来看,核心是被恶搞了。可以反问的是,那1992年以来的那么长的时间内为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而这几年借助于网络被恶搞则演化成为问题。显然,这不是山东博物馆的问题,也不是郭沫若先生书法的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所以,应该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却不能单方面从字迹上找不痛快。再说,在这个恶搞的时代,被恶搞的也不是山东博物馆一家,或具体到某一块牌匾。被恶搞的很普遍,连领袖像都有人恶搞;不能因为恶搞而把像也摘了。所以,面对恶搞要淡定。只要这5个字的书写者在政治上没有大的错误,在书写上没有错误,文字上没有错别字,在集字上没有一眼看出的失误,那么,应该“我自岿然不动”。否则,屈就了恶搞,恶搞之风就会愈演愈烈。
陈先生认为,作为立足于深厚文化大地上的山东博物馆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去面对恶搞,也应该有充分的专业自信去面对社会的各种舆论,包括提案。邪不压正。恶搞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人失去了定力……
    再随后,因席卷全国的疫情,关于“山东博物馆”的这则新闻逐渐降温。但书法界仍有不少人对此非常关心,孟鸿声先生的提案到底进展如何?“山东博物馆”的匾额到底是依孟鸿声先生之意该换,还是依陈履生先生之意不该换?近日,笔者联系了孟鸿声先生,他说提案进展情况不便透露,具体要等疫情过后相关部门再研究决定。对此事件,无论结果如何,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诚然,不论孟先生还是陈先生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但我还是支持对现在集郭沫若所书“山东博物馆”匾额予以更换。我的观点是,这五个字是当年郭沫若先生参观山东博物馆后题诗的落款集字,不是专门为题匾而书。在一幅行草书法作品中,郭沫若先生落款写成草书是无可厚非的,尤其作为竖式上下排列,在整幅作品中行气、神韵都比较到位,但复制下来,拆开重新横向排列,尤其是从左到右,气息都变了,而且由于放大倍数的原因,字也发生了变形,与郭沫若先生原作品和其他题字风格存在不小的差别,相比其题写的“故宫博物院”等字的沉雄朴茂,线条细了不少,制作成铜字匾额,与原作已“貌合神离”,况且因集字,没有在匾额上落款“郭沫若题”,即使是书法爱好者乍一看都不一定能猜出是郭沫若先生题的,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

“故宫博物院”题字

    牌匾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熔书法、雕刻于一炉,融标识性、文学性、思想性于一体,古往今来,无论是皇宫、园林、寺庙、街坊、景点、商铺、书房,对题匾都非常重视也非常讲究,对于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宫里皇帝御题的牌匾雍容华贵,琉璃厂两旁名家题匾各具特色,都曾给作为书法爱好者的我留下过深刻印象。我认为,匾额的字体风格不仅要与被题者的建筑场景风格特点和企业文化内涵相契合,也该讲究题匾人的名气、学识、地位,讲究所题字迹的独特审美意趣。例如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字,便堪称经典之作。因为不是制作的立体铜字,而是凹刻在石头上,就如同碑刻一样——连牵丝映带都表现出了宣纸上那种书写效果。我猜想,郭沫若先生当时接到题写的任务,肯定也不是一挥而就,而是题写了几遍才定稿这幅吧?于是我也试想:如果当年山东博物馆的领导直接开口请郭沫若先生专门题匾,郭老肯定不会写成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样子!他肯定也会多写几幅比较一下,拿自己最满意的一张“交卷”。我想作为文化大家的他肯定也明白什么样的字体更能体现山东省博物馆的特征。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的山东博物馆领导没有开这个口,而是从题词中集字来“将就”了,如果当时不“将就”,我想郭老肯定为题匾而题匾,也就非常“讲究”了。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假如郭老泉下有知今天他的集字匾额被人们恶搞,我想,他也肯定会重新郑重地写一幅。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古往今来的许多匾额虽然有真草隶篆字体,但相对来说,篆书、草书题匾比较少,因匾额的标识性决定了它要易于辨认识读,尤其在推行简化字的今天,使用在公共建筑上的匾额更是如此。匾额面向的是社会,是大众,山东博物馆也一样,不是仅仅面对上流阶层,也不是专供文化人参观,它的匾额既要易读易认,又要体现山东及其山东博物馆的地域和文化特点,因此不能用美术字,也不适合用篆书和草书(除非自己的书房斋号任由自己的喜好,无可厚非;还有些个体商铺故弄玄虚,以博人眼球,另当别论)。那么,除了篆书和草书,魏碑、楷书、隶书、行书不都可以吗?这几种书体易于辨识,而且因题写人的不同又有不同风格特点,多好啊!干啥非在草书、篆书这棵树上吊死呢?
    我的第四个观点是,决定了书体,我们再来选人。山东省博物馆分量不轻,难道作为孔孟之乡的山东省如今就没有够资格的文化大家来题这个匾吗?假如没有,我泱泱大国呢?难道也找不出几位来吗?我想,山东博物馆的分量再重,也不至于连题匾都无人能担而如孟鸿声先生所言,非要用王羲之的集字。王羲之的集字暂且不去讨论是否“变形走样”,假如用王羲之集字而落款又不能写“王羲之题”,那么就失去了题匾文化的原创性、人文性和传承意义,就如同一家小画廊做牌匾从网上集启功先生字而冒充启功本人题写一样,总感觉有“作假”的不真实感和“扯虎皮拉大旗”“攀龙附凤”的嫌疑。是否为名家本人题写的匾额,这里面又有怎样来龙去脉的故事,这才是匾额中独有的文化属性。缺少了这种文化属性,匾额就仅剩下一块冷冰冰的招牌而已。所以个人之见,采用王羲之集字,似乎也不太合适。建议还是找一位当代文化大家来题写,不必非要用古人和故人的,那岂不是笑我当代中华书法后继乏人?难道我们就没有这点文化自信吗?

来源: 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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