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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灿铭:关注书法新文献资源的当下价值


来源:无    浏览次数:413    日期:2020/3/25

 

编辑: 大为书画网
作者: 刘灿铭

 

出土于清代的《大盂鼎》

    自1979年7月《书法》杂志编辑部发出举办群众书法竞赛通知起,当代中国书法以展览为媒介探索书法“社会化”的道路已经整整40年。40年来,只有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自1980年起历时39年未曾间断,始终是书法篆刻家们展示艺术的平台,它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书坛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评审规则之完备、组织工作之细致已是当代之最。我有幸担任去年年底结束的第十二届国展面试评委,对800余位到现场面试的作品逐一观看并打分,对作品的整体性有了较深的了解。中国书协所倡导的“根植传统,艺文兼备,多样包容,鼓励创新”十六字方针得到一定的体现,尤其是对“根植传统”和“多样包容”感触颇深,传统不仅仅是“二王”一脉经典,而是更为全面的传统,多样包容同样是除“二王”之外更为多样的全面的风格样式。我对十二届国展中的当代文献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十分关注,因为它关系到当代书法的百花齐放,关系到当代书法的时代特征和未来发展。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亦有诸多新发现,新发现促成了新学术研究方法、新学科的产生。在20世纪初的新发现中,又有三类发现贡献了新的书法文献资源,即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以此三种为代表,及其之后,受现代考古学影响,所发现的书法相关资源,即为书法新文献资源。甲骨文、简牍残纸、敦煌遗书是其中的代表。
    自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提倡多样化”起,至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以全国展为主的国家级展览平台主导了当代中国书法创作风格的变化,经历了“雄强稚拙的新文献时代”“恬静平整的回归期”及“雅逸英迈的新帖学”三个时期。“书法新文献资源”的取法与创作也随之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蓬勃繁荣、20世纪初的反思再至十一届国展后的平稳回归,逐步和传统主流经典一样,成为了当代书法创作取法的选择之一。
    结合本次十二届国展的投稿作品的取法、创作以及最终入展的大致情况来看,书法新文献资源已经在各个书体中都有相应的体现,特别是作为书法新文献资源主要书体的篆隶方面尤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起,书法新文献资源便已对当代隶书创作,特别是笔法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隶书创作能够脱离清人窠臼,多得益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关文字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书法新文献资源对于篆书创作的影响也逐步凸显。此次所见的篆书作品中,甲骨、简帛和传统经典的大篆、小篆一样均有分布,篆书的面貌更加丰富。在对字体严格把关的情况下,甲骨、简帛书较之上届入选比例有所增加,所见楷书中至少有三件取法敦煌六朝写经,还有不少汲取残纸等新资源并消化融合的作品,可以说本届展览中对于新文献资源的学习水准明显高于上世纪90年代,叠加式的上升,充分彰显了多样包容和发展的态势,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的境界。

发现于近代的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二.
    书法艺术的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书法传统主流经典经过了千年的流传变化,几经先贤们的发展创作,而对于魏晋之前的书法则认识有限,即便是书法鼎盛时期的魏晋,庾翼也有“常叹妙迹永绝”的感慨。比之将《宣示表》衣带过江的王导,以及丢失伯英章草十纸的庾翼来说,当代的书家处在千年难得的机遇面前,丰富珍贵的书法墨迹在现代考古理论与技术的进步下得以较为完整清晰地保存。书法新文献资源是传统的,它是书法发展过程的中坚力量,也是对书法发展演化的忠实记录,它们是传统书法经典的根源。如果说曾经灿若星辰的名家名帖是书法艺术的累累硕果,那么书法新文献资源就是孕育了这些果实的根系枝叶。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尘封于历史的书法新文献资源即便偶有被发现也难得保全,因此在传统书法史和理论的研究中,我们罕见其身影。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些书法资源对于当代书法来说又是全新的,是传统经典所不具备的部分。这正是时代所给予当代书家的创新机遇,也是古老书法资源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契机。
    中国书法发展到当代已十分完备,新的书法文献资源和经典书法交相辉映,创新已摆在当代书法人面前,把书法元素重新排列组合会生出新的东西,融通综合和可塑性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在融通综合的方面,书法史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时期:魏晋与清代。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个时期学术文艺方面的变异和成就足以表明这一转型的深刻意义,而书法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巅峰。新体的草、行、楷书被士族阶层所接受,新书体地位的确立使得人们的书法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开始在实践中改造、完善新书体的样式。到了东晋中后期的60年间,新体技法和表现力得到了不断的开拓,新体的面貌连续“刷新”,演进速度之迅疾,可谓空前绝后。这种不失传统的创新,千载之来,始终是书家们在实践中追求的能力。书法史赞誉魏晋时代是历代书家取法的“源头活水”,认为帖学的兴盛、碑学力矫帖学的弊端,其借古开新的变法资源都来自魏晋南北朝时期。
    正是由于这个时期书法所展现的强大的融通综合能力,书法新文献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经典处在相同的文字发展阶段,比起数量稀少的传统经典,大量的新文献资源全面且立体地还原了时代的风貌。相较于已被先贤们不断开拓创新的传统经典,书法新文献资源展现出了更具特色的融通综合性。不但有甲骨文这样前所未见的商代时期的文字,还如前文所述,如实记录了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它对于草化的篆隶,由隶书过渡至草书的半草化形态,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类行书,甚至类今草的过程,完全草化但不同于传统文人作品的章草书都如实地记录并且保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个阶层大量书写的墨迹样本。而它庞大的墨本基数也使得书家们可以有更多相互参考借鉴的范围。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墨迹是在大量的实践中育化而成的。先人们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地对文字的书写进行改良、美化,逐渐由无序统一在一定的规则下形成新的书体,这样的过程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不但对于当代书家在书法新文献资源方面的创新有启迪,对打破传统碑帖对立的二元认识有帮助,对于进一步认识学习篆隶等书体有切实的指导,对于融合传统经典再创造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清代时期的“碑学运动”得益于金石学的发展,当代书法对于书法新文献资源的运用便来自于对碑学的延伸。魏晋时期新书体的兴盛导致了篆隶的衰微,清代碑学对其进行第一次复兴之时,所参考依凭的资料仍然有限。因此,当20世纪初,书法新文献资源陆续现世,清末民初诸家都做过探索,并且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书法新文献资源证实了他们的一些猜想,也为篆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力量。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书法新文献资源所囊括的不仅仅囿于篆隶和传统五体的范围,其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演化阶段包含两种乃至多种元素的墨迹也被忠实地记录,同时还兼顾了多地域的书风展现,并被当代书家运用至书法创作当中。
书法新文献资源融通的综合性不仅仅体现在对书法史发展的两大重要时期产生的呼应之上,更重要的是其对当代各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在思想观念上,书法新文献资源的出现使理论界重新审视“南北碑帖”说,打破了旷日持久的碑帖之争,使书法两次重要转型期的经典从对立走向融合,并且将书法史原本从细枝末梢推断前人的习惯转变为自上而下看的价值观趋势。书法新文献资源也帮助当代书家将新的时代审美趣味与传统碑帖相融合。其融通综合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对自身,还体现在对传统经典、对不同风格流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照上,是当代书法创新值得接纳借鉴的重要元素。
    在可塑性方面,书法新文献资源尽管是传统的书法墨迹,与当代有着巨大的时间差,但是其多方面特点都与当代有着相合之处,具有极强的融入时代的可塑性。
    从章法方面,历史上书法章法与形制上的变化大多源自载体的革新与改变。然而书法新文献资源的出土使得当代书法在书法史上第一次由于艺术创作的需求,而进行自主的创新。而展览制度对这样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与催化的作用。当代书法制作改良的风格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便是展览中的“广西现象”。书法新文献资源不但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书法章法、属于商周秦汉时期的书法式样,而且这些文物有别于传统碑帖材质的视觉效果以及上面自然天成的书写气息都令当代书家陶醉不已。它甚至影响了当代书法人的审美趋势,也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书法范式。它虽然看起来是“碑学运动”的延续,然而事实上却彻底改变了碑学时代的创新方法。在未来人们审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风格时,不仅仅是隶书,各个书体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与前代相区分的必然是书法新文献资源影响下的书法风格。
    从外来艺术影响方面,当代书法无法回避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对比日本等国外艺术家的书法创作,中国书家除了具有母语文字上的天然优势,书法新文献资源也是其有力的帮助。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学者与书家,无论资料占有多少,在当今数字化传播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一个研究群体如中国书法家们一般对于书法新文献资源有着如此广泛的实践,并且这种实践并不局限于临摹,而是进一步深化创作,并使其重获新生,继续跟随时代发展。同时它也有效地抵制了外来艺术对于书法艺术核心的侵蚀,使得在纷繁复杂的创作试验中,中国的主体书家们能够自觉地抵制视觉审美要求对于文字本身的弱化与侵蚀。书法新文献资源提供的足够充裕的创作形式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书法家在进行时代性的书法探索时得以固本溯源,不至成为无根之萍。
    从书写群体方面,书法新文献资源的书写群体多样化与当代书家群体非常相似,他们从各级官吏到普通百姓,从文人学者到经生、兵士,展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书家群体。而丰富的书家群体所展现的对自我的表现和抒发与当代提倡的书法创作的多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天然的质朴形态,为文字的构成提供了更多值得再创作的艺术胚胎。比起几经规范、反复考究、形成规范的传统经典样式来说,这样质朴率真的样本有着更多自我发挥和再创造的可能性,也为产生更多新的经典样式做出了准备。它也使得当代书法在造型上登上了书法史上罕见的高峰,而且遍及各种书体。多样化的造型以及书体之间的融合不再是行草书所独有的特征。书法新资料的可塑性让当代书家拥有了更多、更立体的选择。
    由此可见,书法新文献资源在当代书法创新的过程中,具有书法史的再现、融通综合、可塑性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对于弥补当代书法创新所产生的不足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也对当代书法未来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书法新文献资源是当代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别于传统的时代特色,如何更好地利用书法新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代书法创新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力量,是值得每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书家思索与实践的。

1973年5月出土于天津武清区的《鲜于璜碑》(局部)

三.
    艺术史的进程是由开辟未来的环节构成的,近代以来,书法不但面临外在生存环境的冲击,而且在各种新思潮中,面临着书法时代风格选择的重重困难。无数先代书家扼腕于不见汉魏真迹,碑帖之争已是胶着,传统艺术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世界融合、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民族艺术审美的三重任务。书法新文献资源成为开辟未来的一环,伴随着书法复兴开始真正走入当代书法创作之中。
    在过去的40年中,书法新文献资源因其自身优势与时代机遇,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少书法创作者都利用书法新文献资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今,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展览机制进一步的完善、代表性书家个人风格的形成,书法新文献资源的进一步研究与应用为当下的书法创作者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通过书法新文献资源在书法创作中进行融合,在当代书法实践中已有案例,且有因此形成了较为成熟个人风格的书家群体。在此基础上,创作者们面对新的问题,已形成个人风格的书家面临进一步完善与改进的创作难题;而对于尚未形成个人风格,还在探索当中的创作者,不但要避免走上对当代前辈书家的效仿以至脱离传统的歧途,更要面对已经被初步运用过但仍旧卷帙浩繁的新文物资源。巨大的文物出土量、仍在不断更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可用的已识读文字有限、对书法新文献资源墨迹艺术价值的研究薄弱等相关问题,都是当代书法创作者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在创作中进一步深化、加强其与传统经典融会贯通所必须解决的难点。而这些与创作同步的研究工作不但有益于书法史的丰富、完善书法审美体系、更加全面地认识传统书法全貌,更重要的是能够配合相关的学科,肩负起时代的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更高的层面为国家文化事业建设贡献力量。
    书法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理论指导实践创作、实践创作则为理论研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案例。40年来,关于书法新文献资源的相关研究良莠不齐,对于利于书法新文献资源创作的态度褒贬不一。以十二届国展为契机,书法新文献资源在书法创作中已呈现出相对上升的创作态势,在此基础上,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与评价书法新文献资源各方面的价值与对书法创作的影响与应用,构建更全面的书法史观,是书法创作者和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也将为书法理论指导实践提供更加健康有益的帮助。
    综上所述,书法新文献资源已成为当代书法创作重要的取法对象之一,是丰富与繁荣当代书法创作的重要力量,也是对传统书法经典进行时代性创作的参照对象。其丰富的内涵,为书法家们进一步深入创作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在书法史的再现、融通综合和可塑性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是塑造时代书风的要素。书法新资源与传统经典的进一步贯通融合,也是未来时代书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趋势。

来源: 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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