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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明:中国画的法度


    大为书画网 更新时间:[2017-5-9]

     

     


      王民德:林语堂曾经谈到,中国诗歌赋予中国绘画以精神,而中国画的诗意境界,是通过画面本身营造的氛围,也就是诗意的氛围,让观众体味到的,这是很重要的。看了你这批花鸟画,最让我感动的也是你对氛围的营造和把握,每一张画都能感受到你对生活、对自然的一种最原始的触动,同时又不是描摹自然,而是有自己的精神和审美选择。

      王明明:画画一定要有感而发,而不是去重复古人和自己的笔墨样式。刚才谈到画的诗意境界,我觉得一个画家只能在自然中发现诗意,在大自然中有所发现和感悟,然后经过自己的笔墨语言表现出来,这样才能构成画面上真正的诗意境界。八大、齐白石的画有诗意,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感悟,如果我照搬他们的样式,或者将他们的画面增增减减,就失去了最鲜活的、那种直接源自生活的东西。我们可以学这些大师的笔墨,学他们处理画面的能力,研究他们的创作规律,但真正落实到自己的创作中,必须忘掉脑子里所有的技法、图式,画自己的感受,画自己的画。

      王民德:当代花鸟画在诗意境界上的缺失,除了画家不注重生活感受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呢?

      王明明:缺少对中国画精神的整体把握。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大的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来思考绘画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大文化的背景,仔细分析宋元明清以来的花鸟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无论工笔还是写意,无论历朝历代的任何一个大家,都有一条很清晰的传承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对意境和境界的追求。技法可以发展变化,但意境和境界始终是中国画的核心。宋人的工笔花鸟有宋人的意境,元代山水有元人的意境,明清的大写意花鸟有明清时代的意境追求。具体到某个画家,像徐渭、八大、吴昌硕、任伯年、到齐白石,都有自己的境界,他们的技法都是建立在意境和境界基础上的。意境和境界,画外功夫,文化修养,这都是共性;技法、画面效果、样式,都是个性。我们要研究历朝历代的艺术传承,就要找出一些共性的规律,然后在共性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个性。如果只是从技法到技法,丢掉了共性的规律,那就是本末倒置。

      王民德:就绘画本身而言,你觉得当代花鸟画存在什么问题?

      王明明:我觉得在花鸟画创作中有几种倾向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是概念化。我觉得造成概念化的原因,主要是画家不注重生活体验,不注重观察对象。很多工笔画是对着照片复制出来的,画没有生趣。而一些从传统文人画传承下来的画家,过多的重复前人,缺少时代精神;二是装饰化。这个问题不仅表现在花鸟画领域,山水、人物画都存在这种倾向。大家一味往平面里画,乍一看感觉很现代,但经不起仔细品味。并且对画家个人来说,追求装饰化,会使自己的路子越走越窄。好的画都有画眼,没有画眼,画就平了。也许我这种观点过时了。

      王民德: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明明: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一是没有从中国大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画特殊的艺术规律,以及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标准,从而造成审美上的混乱和偏差;二是缺少生活。深入生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就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正在成为当前中国画创作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没有了生活的感受,画越来越空洞、概念。要么去重复古人,在古人的画里讨生活;要么热衷于技法的创新,从技法到技法,为技法而技法,把艺术最本质的东西丢掉了。

      艺术家不要老想着去超越,要善于吸收和借鉴

      王民德:从技法的层面来讲,你觉得画好花鸟画需要做好哪些功夫呢?

      王明明:首先要懂得中国画的法度。中国画要讲究法度,现在大家好像不提法度了,好像谁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可以随便地画,因为艺术多元了嘛。其实,任何一种艺术,都是有法度的,如果失去了法度,就没有评判标准了。尤其是中国画艺术,就跟中国的京剧一样,有它特定的程式,特定的法度。超出了法和度,就脱离了中国画的传承脉络,就脱离了中国画的范畴,人们就没法来衡量这张画的优劣了。中国画的法怎么形成的?就是靠一种传承,离开了特定的传承源流,传承脉络,就不成其为法。度是什么?度就是你掌握法的程度,就跟齐白石说的,“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不能太过,又不能不及,这就是度。我们说艺术要雅俗共赏,这也是个度的把握问题。有些人说画画不需要和观众沟通,那也可以,但你只能自我欣赏,如果要想进入公共展厅,进入市场,就要考虑和公众的沟通,要沟通就要遵守法度。

      其次,画好花鸟画,应该具有非常强的造型能力。当前花鸟画的很多问题出在造型能力上。我说的这个造型能力,是中国画的造型能力,不是说速写画得好,有素描功底,就有造型能力了。中国画的造型能力是综合的,包括笔墨上的造型能力,素描、速写的造型能力,观察事物的能力,等等。我们研究历代的大师,哪一个的造型能力都很强。像虚谷,任伯年,正因为他们有极强的造型能力才形成了个人鲜明的艺术风格。另外,造型能力决定了一个画家是否能在花鸟画上有所突破。比如说潘天寿,他跟古代画家的造型是脱开的,其作品的结构完全突破了前人的程式,这与他具备高超的造型能力有关。齐白石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讲造型的,他找到了中国画最独特的造型规律,就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他的草虫画到了极致,极其逼真,但一点不刻板,非常生动鲜活,为什么?因为他很好地把握了“似与不似”的度,他对草虫的结构、姿态观察得非常仔细,处理得非常精到,但在草虫的翅脉和触须的笔墨处理上,非常写意,既不失法度,又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他的人物画非常概括、简练,这也仰仗他极高的造型能力。有些人说,我画西洋画多少年了,画中国画还画不好吗?其实中国画的造型和西洋画的造型是两种造型观念,不仅是材料的不同,观察方法、造型理念都不相同。现在很多人物画家是在宣纸上画素描,尽管他用的是中国画材料,但已经失去了中国画的精神。

      王民德: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原因与我们当前的学院教育有关吗?

      王明明:肯定是有关系的。对一个画家来说,第一口奶非常重要。在一个人对绘画艺术还没有认识的时候,你教给他一种观念,他很快会形成一种习惯思维。现在的孩子,从一开始学画,就是西方的教学模式,到大学之前,毛笔都没有拿过,他所有的基础,包括对绘画的认识、审美标准、观察方法,都是西方的,基础都偏了,怎么去认识和理解中国画的艺术规律?再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画传统始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传统,先成了一个批判者,一个批评者。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是继承,批判传统不关艺术家的事。艺术不是政治,批判是批评家的事,理论家的事。一个艺术家,以毕生的精力去看几千年美术史上的好东西也看不过来,哪有精力和时间去批判呢?对待艺术就是要虔诚。如何才能虔诚?首先要对古人敬畏。至于敬什么,畏什么,那是一个人的喜好和选择问题。

      王民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花鸟画已经发展到极致了,很难超越前人的高度,对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王明明:艺术家不要老想着去超越别人,画画不是体育比赛,面对前辈艺术家,我们需要的是借鉴、提高,而不是超越。我相信所有的历代大师,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目标放在超越谁上。齐白石曾说,甘做青藤、雪个门下走狗,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治学态度。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不要和古人去比技法,更不能认为,在技法上玩出了点新鲜花样,就觉得自己超越古人了,中国画最重要的是表现画家个人的精神境界,而画家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一个画家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同时他的艺术又是在中国画大的传承脉络中,向上追溯可以和传统的文脉续接上,向下可以传承,那么这个画家一定是可以站得住的。

      风格是一个时代筛选出来的

      王民德:你怎么看风格问题?

      王明明:实际上不是每个画家都有风格,风格的界定应该是很严格的。真正的艺术风格是一个艺术家不断进入传统,探寻艺术的规律,然后逐渐觉悟,最终形成的个人独特的绘画语言和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既有画家的个性因素,同时又有一种普遍的、别人可以借鉴的意义,只有从中能够研究出规律性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艺术风格。严格来说,风格是一个时代筛选出来的,是大家认定的,比如说齐白石,他的独特风格影响了很多人,因为它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传承关系,我们可以从齐白石的艺术风格中吸取很多经验,他就好像是一个挖不完的宝藏,越深入去认识,越感到博大精深。现在很多画家都在追求独特的风格,其实很多所谓的艺术风格,不过是一种习气,习气和风格是两码事。

      王民德:你认为决定艺术风格形成的因素有哪些?

      王明明:首先要进入传统的源流。绘画艺术不是发明创造,不是玩新鲜花样,观念艺术、现代艺术可以不讲传承,但是如果你画的是中国画,必须要有传承。有传承才有普遍意义,有传承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去突破,才能明辨这种突破是否有意义。当一个画家把握了中国画传统的精髓以后,就不会走弯路。比如说徐悲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尽管他活的寿命很短,达到高峰的时间很短,但他的艺术风格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回国以后,画了那么多画,当时很多传统的画家说徐悲鸿没有笔墨,实际上几十年以后我们再去看徐悲鸿,他的画是纯粹的、地道的中国画。我们看他画一只公鸡、一匹马、一头雄狮,每一笔都非常讲究,都非常有法度,虽然也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但精神是中国的。徐悲鸿为什么没走弯路?包括他后来一直倡导革新中国画,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画的创作上,一直没有偏离大的传统脉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接受西方的绘画理论之前,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出国前,曾经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在绘画上对任伯年很崇拜,他又是那种天分极高的画家,虽然很年轻,已经从康有为、任伯年那里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画艺术的精髓,不管他后来在观念上如何推崇西方的写实主义,其实从他个人的绘画来讲,根已经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

      其次,艺术风格是慢慢养出来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艺术积淀,自然而然形成的。有些人说,一个人要敢于否定自己,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没有哪个画家愿意当一辈子实验者。如果一个中国的画家,把自己前面的东西都否定了的话,那是愚蠢的艺术家,证明这个画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走上“大道”,而是走了弯路。一个画家的风格是循序渐进的,不是跳跃式的。无论是黄宾虹、齐白石,还是毕加索、马蒂斯,前后的艺术风格怎么变,都是有源流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渐渐演进的。我们在研究一个画家时,如果他几个时期的绘画风格完全不同的话,那么它的这种风格一定是值得怀疑的。

      再一点,风格的形成与画家个人的天赋、个性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形成风格的过程,也是画家在不断认识自己,修正自己,并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所以,画中国画特别强调个人的文化修养。我们看古代那些大家的画论,讲技法的少,讲人生修为,讲哲学思想的多,为什么?因为中国画的核心不是技法,而是技法背后的那个东西。我六岁的时候,李苦禅先生给我画了几张课徒稿,上面的落款很有意思:“我速写给明明看,为的是增他胆量及魄力,但不以画法限其本能。”这些大师的教诲是很值得思考的。技法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技法只是手段,目的是表现人的精神境界。

      另外一点,必须要有自己特殊的人生感悟。这是一个画家形成个人风格的基本条件,也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现在很多画家的画,我不知道他要表现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画这张画。连真情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风格呢?

      最后一点是技法问题。一个画家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源流,有了文化修养,还要落到技法上。我觉得我们在谈技法问题时,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其一,中国画技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与中国画的材质有关,宣纸、毛笔、水墨,这些特殊的材料,构成了中国画特殊的效果和审美价值,不要试图去改变材质,改变了材质,就不是中国画了,就失去中国特殊的味道了;其二,中国画的技法是非常丰富的,皴、擦、点、染,各种技法中又有很多种方法,中国画丰富的技法决定了中国画语言的丰富性、流派的多样性和丰富的表现力。现在很多画家为了尽快形成个人风格,往往把一种单纯的技法放大,用“点”,就全用点法,用“擦”,就舍弃其他,把中国画的语言简单化了;其三,中国画的技法训练和人生修为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中国画的笔墨不是单纯的技法问题,我们从历代大师的笔墨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才华、性情和修为。吴昌硕的线像金刚杵,金石气十足;任伯年的线飘逸潇洒;八大的线有一种出世的意蕴,中国画的一根线就可以看出画家的人生境界,这是其他画种所不具备的。我们不能把中国画的笔墨、技法看成一种纯粹的绘画技术,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看懂中国画,画好中国画。


    来源:月雅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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